1927年4月5日  

4月5日 汪精卫、陈独秀发表《汪陈联合宣言》。大革命后期，蒋介石的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出来。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，力图巩固革命成果。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，不赞成同蒋破裂。这样，由陈独秀出面，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，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，却说什么“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”等等都是“不知自何而起”的“谣言”，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“开诚合作，如兄弟般亲密”。宣言的发表，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，因而放松了警惕。4月12日，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，发动反革命政变。7月15日，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正式同共产党决裂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。

1982年4月6日  

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，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。指出：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。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，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。新界的租借，香港岛、九龙半岛的割让，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，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。

1955年4月7日  

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，强调监督的重要性。信中指出：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，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。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，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，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。这封信收入《刘少奇选集》下卷。

1957年4月8日  

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，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。关于勤俭建国问题，报告指出：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，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。我们的国家很穷，很困难，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，反对贪大贪新。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。现在有各种观点，追求这个化那个化，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，就是缺乏群众观点。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，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，却注意得不够。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，报告指出：党要受监督，党员要受监督。在中国来说，谁有资格犯大错误？就是中国共产党。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。因此，我们应该特别警惕。所谓监督，来自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是党的监督。第二，是群众监督。第三，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。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，我们就会谨慎一些，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，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，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。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一卷。

1936年4月9日  

毛泽东、彭德怀致电张闻天。电报指出：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，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。在此时机发讨蒋令，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。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，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，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，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，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。在这口号之外，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，在今天是不适当的。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，号召全国人民、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，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。无疑的，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。此时，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。因此，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，而是抗日令。